互盈策略最后一堂哲学课

仿佛珊瑚岩质地的淡蓝色封面上互盈策略，是一位拄着登山杖的中年男子的白色模糊剪影，上面写着简简单单几个字，“哲学家的最后一课”。

2024年7月12日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朱锐转到北京海淀医院的安宁病房，他的癌症治疗结束了。听完医生的介绍，朱锐叫姐姐朱素梅联系采访过他的记者解亦鸿，邀请她到病房，聊自己对生命、死亡、爱与告别，以及对当下大家都关注的教育、内卷、躺平等话题的思考，“是我走之前对社会的关怀，还有我自己的爱”。

这场特殊对谈从7月15日开始，持续了10天，朱锐以口述的形式完成最后一本著作《哲学家的最后一课》，之后他中止人工维生手段，8月1日离去，终年56岁。

2024年春季开学后的课堂上，形销骨立、靠登山杖才能走上讲台的朱锐，语调沉稳而平静地告诉学生，自己正处于直肠癌晚期，“如果我哪天倒在课堂上，大家不要为我悲伤，而要为我开心，因为哲学家是不恐惧死亡的。”学生把朱锐的话发到网上后，引发广泛关注，那也是他在人大授课的最后一个学期。

其实在那之前，黑框眼镜后面总是闪烁着明亮的朱锐，已经和病魔搏斗了一年多。2022年夏天，朱锐查出直肠癌，且已是晚期，一轮轮化疗过后，他重返讲台，每次上课前都要吃大量止痛药。上课时，他还轻松地给学生分享病情进展：“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停止化疗了。”随后又补充，“因为化疗没用了。”

生病之前的朱锐在一次学术活动上。出版社供图

朱锐是人大哲学学院杰出学者特聘教授，在美国做了近30年研究后，于2018年回国。他精通古希腊语、拉丁语、德语、英语等多门语言，研究领域涉及心灵哲学、神经美学、古希腊哲学等。朱锐患病的消息公开后，北京媒体报道称，大家都想去聆听哲学家的思考，原本容纳60人的阶梯教室挤得满满当当，走廊、过道甚至教室外都站着人，有人还特意从天津、上海、苏州赶来听课。后来，这门课程开通线上听课渠道，一节课大约有200人在线。

在“艺术与人脑”课程上，朱锐向学生展示了一张他非常喜欢的照片，那是1990年，旅行者1号探测器在距离地球60亿公里之外拍摄的地球。太阳光被太空船反射，地球好像位于一束光线中，变成宇宙里一个浅蓝色的圆点。朱锐说，这张照片是第一次从宇宙而不是科学角度去看人类及人类的家园。“宇宙之大，让我们看见地球的渺小，看见全人类的渺小，人类数千年的文明也不过一瞬间而已。在这样辽阔的视角下，追求成为人上人、‘内卷’是没有意义的，但是它并不导向虚无主义。”

“我们之所以‘内卷’，并不一定是我们人多，也不一定是因为资源少，恰恰是因为我们的欲望被外在的机制单一化”，受学校邀请，朱锐在2024年6月为毕业生录制了一段视频，他谈到，“相反，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真正联结自己的欲望和事务的价值，也许我们就可以自然地实现欲望的多元化”，朱锐希望，可以通过对欲望的培养、发展，以及对欲望机制的自主性改造，“进入一个高欲望但低内耗的大同社会”。

朱锐与记者解亦鸿第一次对谈的主题是恐惧。从前上课时，朱锐很喜欢说一句话，“哲学就是练习死亡”，这是苏格拉底的名言。他说，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是因为无知，而且是人类最大的无知，“从来不知道、没经历过的东西，为什么恐惧呢？这在逻辑上是一个悖论。”

“我从小就很胆小，但是通过理智的训练，我开始能分辨出什么东西是想象的，什么东西是事实的。”朱锐说，我们不应该恐惧死亡，唯一应该恐惧的是恐惧本身，“在非理性的恐惧的控制下做出选择，很容易导致悲剧发生”。

朱锐说，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，它并非对生命的否定，而是肯定，是重生。它和永生相对，是大化流行，是新陈代谢。新生物得以重生，就像小草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“我们总是相信草木可以复生，因为一根草终结消亡后，一片一片的草还会源源不断地生长出来。其实，人也可以像草木那般回归‘类’的存在”。

“你或许不相信互盈策略，我仍然认为死亡是件很快乐的事。”朱锐告诉解亦鸿，“生死问题是哲学的最大问题，哲学家追求智慧、追求真理，就是在追求死亡、练习死亡，以这样一种状态进入死亡，当然是不会恐惧的。”朱锐也做到了。朱素梅说，他离开时镇静坦然，面带微笑。

《哲学家的最后一课》

朱锐著

中信出版社 2025年3月

对话朱素梅：重塑生命

虽然比朱锐大三岁，朱素梅的人生其实受到小时候淘气的“小三子”弟弟很多影响。大学时，她看了朱锐推荐的《西方哲学史》，一下被迷住，从中文系转到哲学系，和弟弟读同一个专业，最后成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。

朱锐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，从2022年查出来直肠癌晚期，他将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最后思考以对谈形式公布，直至2024年8月1日去世，朱素梅是整个过程的见证者和陪伴者。朱锐口述的《哲学家的最后一课》这本书出版后，她替朱锐写下后记，题目是《我想对你说》，“我会不断与你交流新发生的事”，以“下次再聊”结尾。

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，朱素梅说，这段经历就像幽谷当中给她照去一束光，朱锐面对死亡的思考、坦然和无畏，也重塑了她的生命。

第一财经：你怎么看朱锐老师最后的写作？

朱素梅：我尽量剥离亲情，作为读者从对他生命经验了解的角度说。他真的让我非常佩服，最后仅靠输营养液的时候，日常交流中很多生命经验已经不记得了，平时说的也是非常简单的语言，但对谈时，还能把对生命和死亡的认识，以及那些关键的哲学概念说得那么清楚。

那时，死亡不再是概念上一定要发生的事，而是作为阴影走近，完全剥夺他的身体，让他的身体完全没有能力，他真的没有恐惧，一直宁静、坦然、勇敢。这个过程当中，我看到的是一个人的尊严和庄严。我把这些归为他自己说的求真，用生命的体验来求真。

其实我们害怕死亡，具体分析下来有几个原因，一是觉得自己死了什么都没了，二是觉得人死后会变成鬼，鬼又是可怕的，三是我们喜欢、亲近、相爱的人死了，和他们就没有连接了。现在我是看不到朱锐的身体了，但是由于他的能量特别强大，尤其是写下《哲学家的最后一课》这本书可以我不断去看，就觉得他离我更近了，他把他的一些精神要素注入到我的身体和观念，让我不断走出小我，对死亡的恐惧减少一点，对生命的珍惜多一点，理解到我是万物中的一个点，跟周围世界的连接变得更加清晰和有意义了。

第一财经：朱锐最后的时光，对社会表现出极大的关怀，不止一次强调“要为社会、为他人活着”。他为什么还牵挂着社会和他人？

朱素梅：朱锐是做分析哲学的，他的偶像是英国哲学家罗素。罗素说有三种激情支持他的一生，对爱的渴望、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难以抑制的同情。朱锐也是这样。他对弱势群体充满同情，遇到感觉到对方的生活窘迫的人，如有可能会施以援手，他在希腊的时候会给有些人钱，看到有人摆地摊，会买点东西，或者是主动做点倾听式的交流。

朱锐生病的时候赶上新冠疫情，不能去爬山了，每天就坐地铁从住的地方到奥林匹克公园散步。那时他经常遇到保安做各种审查和阻拦，他们不查他，查那些外表看起来比较弱势的人。朱锐每次看到都会去过问，觉得保安做得不对的时候，多次拨打市政热线电话反映情况。在他看来，人们走入误区的时候他特别想呐喊，特别想做一个让别人反省的人。

第一财经：他也谈了对两个孩子的教育理念，很多家长把健康快乐之类放在第一，朱锐不一样，把培养自尊放在第一。他为什么把自尊看得那么重？和他的成长经历有没有什么关系？

朱素梅：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，我还没有注意到他把培养自尊放在孩子教育的最主要位置。但是今年3月，孩子的妈妈给我说，爸爸对他们的教育有两点，一是大学应该怎么过，还有一个是他们很小的时候，就要求他们有自尊，很多事情要问他们是怎么想的，让他们自己能够做主。那时孩子没有自己的想法，觉得爸爸问来问去是一件麻烦的事儿。现在他们才知道特别好，让他们的精神和自我都成长，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知道自己真实的生命体验，塑造自己的人格。

我觉得朱锐对自尊的看重，是与生俱来的。朱锐大概4、5岁的时候，一个比较尊贵的家庭请客，叫我父母把朱锐也带上，但是他们可能有自己的考虑，就没有带。朱锐知道后觉得他没有被尊重，父母都没问就替他做决定了。小时候他又很淘气，就拿我爸的剃须刀，对着镜子把头发刮掉几块，说留要下标记。自尊可能是他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基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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